電子節拍與柔和的鋼琴旋律在日本機器人的聲音下律動著。「炫耀幸福是不好的嗎？抱怨不幸是不好的嗎？」站在我面前的機器，將音樂直直地往我臉上轟，但它看起來一點也不像機器人，反而更像是一台巨大的發光洗衣機。原本應該是機門的地方裝著一塊螢幕，四周是閃爍的按鈕。「以我們的自卑為武器，我們戰鬥著。」我隨著音樂節奏拍打按鈕，雙手跟著螢幕上的圖案移動。玩 maimai 已經成了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，遊戲裡的歌曲也早已進了我的 Spotify 播放清單。專注在節奏與觸碰的模式上，讓我進入一種冥想般的心流狀態。玩的時間越長，我就越覺得自己正在和機器、它的閃光燈、機器人的聲音融為一體——包括它的存在焦慮，以及那種一談到感情就顯得不是自誇就是自憐的笨拙感。
深夜，我站在台北一條小巷裡遊戲中心的二樓。有時地面會微微晃動，這也是為什麼有些玩家開玩笑地稱這裡為「地震屋」。這棟建築——就像這裡很多建築一樣——老舊又斑駁，像極了賽博龐克電影的場景。店面招牌上的 LED 燈只有一半亮著。前方夾娃娃機周圍的地板上散落著菸蒂。入口處掛著厚重透明的塑膠門簾，把外面的熱氣與裡面冷氣的涼意隔開。街道那頭，攤販正用水管沖洗攤位與器具，讓台灣夏季原本就令人窒息的濕氣更添一層水氣。
從我第一次來台北到現在快一年了，正式搬過來也有半年。有人問我為什麼來這裡時，我到現在還沒有一個固定的答案。他們通常會問：「是來讀書的？還是工作？」而我總覺得自己有點裝腔作勢地回答：「是為了生活。」照理說，我根本不該出現在這裡。我是來自德國的自由軟體工程師，與歐洲客戶合作。這裡沒有家人、沒有伴侶，朋友也是來了之後才認識的。中文也還不會說。大概，我只是……喜歡這裡吧。
人生以最奇妙的方式變得古怪
2020 年新冠疫情襲擊德國時，我 30 歲，在漢諾威當了 10 年記者的生涯正走到尾聲。我從來沒有住過離家超過 30 公里的地方。二十多歲的大部分時間，我都在接受針對各種診斷的心理治療。治療的效果很好，我感覺自己走了很長一段路。但我的生活仍然被恐懼主導——對外面世界的恐懼、對女友的恐懼、對朋友的恐懼、對自己的恐懼。我依然深信自己無法應付生活——那些別人似乎自然而然就能處理的日常事務。而當周圍的人對我的工作與技能表示讚賞時，我卻只覺得自己不夠好，而且非常古怪。
接下來的五年，人生以最奇妙的方式變得古怪：我結束了記者工作，成了軟體工程師。一個人搬到柏林一個稍嫌雜亂的地區生活。我學了足夠的日文，混進去拿到高級語言證書。我退租，離開柏林，開始沒有固定住所的兩年旅行。我掉進東亞地下獨立音樂圈的兔子洞。最後，我正式放棄在德國的居留，搬到一個世界大多數國家甚至不正式承認存在的國家——一個既以面臨中國入侵威脅聞名，又以發明珍珠奶茶聞名的地方。好喝。
每次談到人生計畫時，我都會講這段故事的一部分，來說明長期預測對我有多荒謬。當然，我是主動選擇走上這條路——我有控制權。但重點是：30 歲的我完全沒料到這些會發生。那時的我，只是躲在漢諾威合租公寓的小房間裡，玩數位卡牌遊戲、寫些無關緊要的小網站。結果發現，對混亂抱一點信心、讓興趣隨它去，其實會是相當特別的體驗。
馬力歐賽車：台北版
賽博龐克洗衣機的機器人聲音，在講完最後一個關於和愛人在防空洞裡坐著的比喻後安靜下來。我投幣的錢全用光了，中焙的烏龍茶拿鐵也喝完了，滿身大汗。該回家了。樓上已經沒有其他玩家，也沒有人等著用我的機台。我慢慢地拔下耳機，脫下白色棉手套，把一切整齊放進肩背包，走向公共腳踏車租借站。
剛來台灣時，我壓根沒想過在台北騎腳踏車。但多虧以前室友的帶領，我學會了喜歡它。對我來說，這常常像在玩一款遊戲——「馬力歐賽車：台北版」。你得想辦法閃過位置奇怪的電箱、不方便的捷運出口、突然消失的人行道、不明顯（甚至完全沒有）的紅綠燈、毫無防備走進腳踏車道的行人、屋頂滴下來的不明液體，以及數量龐大、想去哪就去哪的機車。不過老實說，其實沒有聽起來那麼混亂。它已經成了我最喜歡的交通方式。
當然，現在是平日凌晨一點，除了偶爾在等紅燈時衝向我腳邊的蟑螂外，沒什麼需要特別注意的。我騎過龍山寺——一座位於台北最破舊混亂地段正中的美麗古蹟——經過街友與來自東南亞的性工作者。我騎過政府機關區，長長的林蔭大道、綠地公園，以及偶爾守在無名圍牆邊的武裝士兵。我騎過中正紀念堂，那壯觀的傳統建築令人屏息。我騎過一間學生酒吧，幾位外國人與台灣人在寧靜的台北夜晚喝著啤酒。最後，我來到我稱作「家」的小夜市，鑽進小吃攤與夾娃娃店之間的狹窄走道，打開嘎吱作響的巨大鐵門，衝上樓梯，回到我們合租屋冰涼的冷氣懷抱裡。
解除德國模式
搬到台灣之前，我的大部分旅行時間都在日本。我大概是日本的理想觀光客——社交焦慮、被德國的負面氛圍壓得喘不過氣、渴望不必自己建立的生活結構。自然地，我也陷入了「西方人發現日本比較好」的熱潮中。不同的是，多數人只是夢幻地說一句「我應該住在這裡」，然後終究回到原本的生活——而我，直接把自己的生活炸掉了。我在德國從來就不覺得自在，沒什麼留戀的理由。
我開始學著解除過去的自我，重新打造自己，刻意讓新的環境來塑造我。當了 15 年的素食者，我開始吃肉，為的是融入以飲食為核心、在吃動物這件事上有著截然不同價值觀的文化。當記者時，我非常堅持語言的精確性。德文常常要求把一切明確、精準地表達出來。學會日文並理解其背後的行為模式，讓我明白在對話中把很多事情交給大家共享的語境其實完全可行。當所有人都能理解言外之意時，就不必事事明講。雖然我的世界觀早已快速轉變多年，但這種刻意的文化沉浸，讓一切變化比以往更快。
例外中的例外
這種轉變是有代價的。它讓我覺得自己越來越成為「例外中的例外中的例外」。好壞兼具，我的人生開始進入越來越奇怪的領域。和德國的朋友聊起我的生活時，我找不到語言來描述我對人生觀的根本改變。他們總是談中國入侵台灣的計畫、或日本的高科技馬桶。然後問我：「在東亞的生活，和在德國有什麼不一樣？」缺乏描述這種複雜情感現象的詞彙時，我唯一能說的是：「那邊的人不會一直表現得很痛苦。」
雖然這沒錯，但我自己也不是真的完全融入了新環境。不管我的日文（希望有天中文也是）發音多好，我永遠都是個高得出眾、滿身刺青的白人外國人，會在人群中顯眼，會撞到門框。不管我多努力同化我的行為、肢體語言與表情，因為我生長在德國，總會有無法完全符合當地習俗的地方。
有時，這讓我感到非常孤獨。一旦你走進太少人能理解的領域，又怎麼能期待和別人有真正的連結？尤其是在一個和自己成長環境如此不同、而且自己連語言都不流利的地方。再加上年紀也在增長——過這樣的生活，怎麼可能找到伴侶呢？
逃避者網絡
隔天早上醒來，法國室友已經躺在沙發上等我起床，好一起去買蛋餅和雞塊當早餐，然後打馬力歐賽車。她在這裡留學，不久後就會離開，去東亞各地旅行，然後回歐洲。我們的台灣室友坐在餐桌旁，為成為皮拉提斯教練的課程而努力學習。這間房子最多可以住 9 個人。因為靠近兩所大學，所以有很多來交換的學生，也有其他人。住戶經常更換，讓房子的氛圍不斷變化。
自從離開歐洲後，我幾乎都住在這種國際合租屋裡。大多是來自世界各地的外國人，和想跟他們一起生活的本地人。當然，不只是一同生活——人們會把朋友帶到家裡，大家會一起出去做事，然後越滾越大。來自義大利的蘿莉塔服飾愛好者、來自阿根廷的金屬樂會計師、同時精通中文和韓文的日文奇才、來自英國的電玩迷 Grindcore 主唱、來自韓國的數學講師……許多看似不可能的連結組成了一個不斷擴張的社群。
我們似乎都有某種程度的逃避心態。除了交換學生，大多數外國移居者來到這裡，是希望在完全不同的地方開始新生活。很多人這麼做，是因為他們不喜歡或不適應自己的家鄉。就像我一樣。
一切都是編出來的
在這種強烈反差的環境裡生活，我意識到，不僅認為自己的經驗太奇怪而無法讓人共鳴的想法是錯的，把事情分成「奇怪」或「正常」本身也是荒謬的。對不熟悉的人來說才會覺得奇怪。對我在德國的朋友和家人來說，在地震屋和憂鬱的日文機器人共度夜晚是件不可思議的事——他們甚至不知道有這種東西。但對於東亞各地每晚泡在遊戲中心的人來說，這再正常不過了，甚至有人會覺得無聊。
我所經歷的不是墜入奇異之地，而是有機會去體驗比我在德國生活時更廣的人類面貌。而且，認識遠方不同生活樣貌的過程，反而能增進我對他人經驗的共鳴，而不是減少。唯一特別的，是我能長期過著這種生活。
這讓我對世界更有耐心。我開始看見，人們所執著的大部分——他們的確信、規則、對生活該如何運作的假設——只是社會習俗。我們彼此講好的故事而已。用更直白的話說，就是編出來的。在德國看似牢不可破的法則，在台灣可能連概念都不存在。
這種體悟既讓人不安，也讓人解放。如果我們認為的現實有這麼多只是集體想像，那我就可以自己選擇哪些要當真，哪些可以丟掉。當你開始質疑生活最基本的假設時，其他一切也都可以重新談。要向家鄉的人解釋自己選擇的壓力突然變得毫無意義——反正我們的框架完全不同。
我沒有因為這種落差而覺得孤立，反而覺得有趣又有啟發性。世上有太多成為人的方式，是我一輩子都見不到的，而我已經接觸到的那一點點，就足以改變我的全部觀點。我並沒有變成什麼所謂的開悟外派——我依然像以前一樣是個懵懂的小孩，只是現在少了點需要父母監督的部分。
隔天晚上，我又回到地震屋。我總是確保 11 點後才去，這樣等空機台的時間比較短。今天運氣好，中間一台機台空著，兩邊的情侶都在玩 maimai 的最高難度曲，技術好到我只能羨慕。對他們來說，我是隱形的。我玩的歌曲是高玩稱作「催眠曲」的那種——簡單到會讓人想睡的歌。雖然不玩遊戲的朋友看我玩會有點佩服，但這裡的其他玩家完全不在意。我只是眾多低等級玩家中的一個。普通。可以共鳴。甚至可能有點無聊。